Fire in the fireplace

     今晚打开电脑，校内上一片雪景。北京在这个深秋的季节便下了雪，虽然并不是史无前例的，但却也足够惊喜了。想到去年北京没有怎么下雪，今年大概是要补上去年的余量。无奈自己却无福享受这些银装素裹、冰清玉洁，不免有些触景生情，所以打算写一篇骚文了。

     对于雪，不单单我，很多人都喜爱非常。虽同是喜爱，原因却可以迥异。然而，伴随着从小到大那些雪的回忆，却让雪并不单单是一种天气，抑或一种气息，而更像是一场仪式：随着雪片纷飞，总有那些场景、那些心情和那些人浮现出来，让我逐渐远离周围的喧闹，沉浸在回忆中那个静止的世界里。

     北京此刻据说在下着鹅毛大雪。一提起这四个字，就让我联想起2003年元旦夜里那场雪。雪片大得惊人，不小心呼吸的话甚至会被雪呛到。班级联欢会结束，骑车回家的路上，北京街头昏暗的路灯让整个世界泛出金黄的色彩。一整条路上，没有几辆车，也没有几个人，雪让整个世界寂静下来。风也不再那样干涩，混杂着冰冷的水汽，有种特殊的温柔。时间就定格在一个黑黑的树荫下，我说了三个字：调剂品。在那样安静的夜晚里，这三个字所代表的自嘲、冲动、胆怯和期许，与周围是那样地格格不入。然而，或许也只有一个喧嚣褪去的世界里，内心的声音才能被听得如此清晰。

     所以想说，雪是一场祈求时间静止的仪式。所有的外在停止于雪，而心灵便也不受约束和干扰，延伸到最广最真的地方。在一个只有雪和光的世界里，好像只有自己。路边飞驰而过的汽车，只是匆匆过客，与我无关。世界的局限，随着思绪的肆意奔流而向后退散着，那些条框，与我无关。于是，平常的自己也渐渐远去。仪式总是一种对真实的超脱，在雪里也正是如此。

     出于这种心情而喜欢雪，是与自己以前对雪的喜欢大不一样的。小时候，喜欢雪是因为雪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家的安全感。那个时候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，站在16层那个卧室的窗台前。一片薄薄的玻璃将我与外界的寒风隔绝开来，温暖的家和喷香的食物让我感到那种莫名的幸运。那个时候，并非是喜欢雪，而是喜欢与之相反的东西。那个时候，还不知道独处时冥想所能带来的那种又痛又甜的感觉；那个时候，还不知道外界的温度并不能改变内在的冷暖；那个时候，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可以仅仅靠自己的思维就让之停止。如果这些被总结为单纯的话，反之却也不是成熟。弗洛伊德说，人一生都在追求“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”的感觉，大抵是指那种儿童时期简单的快乐与单纯的真实。然而，我们都再也找不到了。每次看到雪，思绪也会回到那个最初的时候，想到那个窗后端着碗的我，和那时的幸福感。

     所以，雪是一场关于自己的仪式。在这里，只有一个大大的我。那个我，站在一个静止的时空里，思维却穿梭在全部的时空中。一个短暂的脱离，从喧嚣的城市中小小的一个原子，到寂寞的天地间一个放大的自我，那种独特的体会是只有在可遇不可求的雪中才能得到的。或许人真的需要不定时的背离，背离一个平凡的我，背离一个伟大的我，背离一个庸俗的我，背离一个高尚的我，背离常规，背离独特。

     然而在安娜堡这个下雪占去一年1/3时间的地方，这些体会似乎不复存在。雪在不同的地方，定然是不一样的。在这里，只有的是寂寞天地间一个孤独的自我。其实，来到这个国度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背离。也正因为这种背离，我越发地思念着北京的雪，那场喧嚣中关于自己的仪式。

题记：生活的奇迹，22年前的今天小混球于诞生了！！   

    写这样一篇文章，是因为看到大家纷纷写出了总结毕业的文章，我想先草就一篇，以作为正式总结的基础。

    6月10日将论文交了，翠绿色的一小本，50页。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潘维潘大爷还在国外，就留了一份在他办公室，毕业论文上也没有他的签字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遗憾，能有这样一段时间充分地自由思考，肆意地写作，挑战现存概念和定势，在潘大爷手下彻底反叛一回，怎样都不能说是遗憾。想想在美国的留学生涯，或许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潘大爷回电邮说：“学术是很好的职业。”我相信，只是我在最后、最大的一次“学术”中，也难坐定象牙塔。而应用经济的硕士，大抵上，就是直指工作了吧。然而生活真的是个奇迹，我的人生以后还有多少机缘巧合，让我的生活怎样转向，都是不得而知的。

    或许朋友们要问，我怎么选了这样一个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：论户籍制度对农民福利的保障作用。起初，是源自一个Presentation，为一群法国人介绍中国。从林圣教导，要念“Presen达熊”。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数字已经太熟悉，所以我不愿意重复那些经典的分析。于是，我就找那些不见报端的东西，依稀想起潘大爷在课上曾经开玩笑地说：你们不知道，作为独生子女你们能有多富！于是，就开始写那些中国独有的制度：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——虽然世界上至少有5个国家实行了多少类似的户籍制度，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中国有。一番讲解下来，法国人被我伟大祖国的博大精深所震撼。我介绍了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前景，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：如果城市人去农村住，会怎样？如果我是农民，我的孩子能在城市上学吗？

    我真的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如此无力。或许，这也是我极端实用主义的思想作祟。我想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女能否在城镇上学，有什么作用呢？沃勒斯坦告诉我们中国在半边缘区，那么我一个小民只能求着在这夹缝中生存，反体系运动与我的关系何在呢？那个时候，我坐在人们已经散去的会议室里，两年来的学习开始在脑中飞速闪现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在大学期间受到最大触动的书是布罗代尔的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。布罗代尔说了一句话，人们生活在厚厚的物质文明中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非常薄的。农民的子女教育，是物质文明；一个人决定今天和哪个朋友一起外出，是物质文明；一日三餐，打扮穿着，是物质文明。只有缓慢流动的物质文明，才蕴含了最大的力量。我忽然觉得，我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怕。我以前觉得，只要能了解国际上的事情，看透万国风云，就是高明了。至于国家内部的事情，那是“黑箱”里的，不知也无大碍，况且中国充斥着谎言和虚伪的自我表述。然而，我真的能这样吗？对于中国农民的子女来城市上学的问题尚不明白，怎么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，又如何理解他们的奋斗呢？很多人说，中国人很迷茫，不知道一天到晚忙什么，乃至说中国人没有灵魂。请允许我说，这样的说法太傲慢了：第一，它表明你不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；第二，它表明你甚至不愿意去“蹲下来”看看那些所谓“没有灵魂”的人。本来，我打算做的毕业论文题目，是以清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，去解释为何中国没有实现全国范围的贸易，从而产生实现“商业资本主义”的条件。这个题目，已经是我一直想找的“不对称性”——货币体系并不是四海唯一的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实在太漂浮。清朝没有发展出商业资本主义，那对我们现在发展又有多少指导意义呢？况且，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“商业资本主义”？

    于是，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现在能发展得这么快。按照最普通的分析，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，发挥了人力廉价的比较优势。那么人力廉价又是怎么得到的？二元经济论？那么为何印度、巴基斯坦之流没有中国这样的发展？于是，我忽然想到了中国的特点，在Presen达熊中总结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：计划生育似乎没有什么作用，除了些微加大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消费的水平；户籍制度则人为地加大了农民工与工作机会之间的紧张程度，它加大了劳动市场二元性，降低了人力成本。思绪清晰后，去和潘大爷谈此论文。我在他门外等了2个小时，说了10分钟，他就被几拨人“抢”走了。谈话时，他不等我话说完，就直接说：现在问题不是户籍制度怎么限制农民，而是有人要剥夺农民的户籍了，有人开始打农民的算盘了！结束谈话前，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内部刊物，上面登着潘大爷的文章《“农地流转”到谁手里？》。让我回去读读，就此写一个文章。这10分钟，就完成了我的思维转换。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变的，那就是我一定要写不一样的东西。

    随后的论文准备，以及阅读和写作，不必赘述了。我只是觉得，生活是一个奇迹。因为生活总是不会按照我所预想的那样前进，它会给我最好的。我即便大胆地去预料它，却也不能要求它。让我指明这些机缘巧合：我写农民户籍下的土地福利，是因为我和潘大爷的一次谈话；我找潘大爷做论文，是因为我只知道潘大爷会研究户籍问题，然而我的初衷是写城市户籍下的农民工；我能想到这个户籍问题，是因为我的一次Presen达熊，然而我本应立足于那些标准的宏观经济报告，我只是在前一天晚上突发奇想要做点不同的东西；我会反思这些问题，是因为我读了布罗代尔的书，而我读那些书的时间，本应用在准备GRE上，我和小混球的讨论让我毅然放弃了那一次GRE；我放弃的毕业论文思路，即货币与远程贸易，源自一本书《货币制度的世界史——解读非对称性》，然而这本书是我在走出博雅堂之后踌躇了几分钟之后，才返回去买的——我甚至不知道里面究竟在说什么；我会对《货币制度的世界史》一书感兴趣，是因为我读了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，这本书北大借不到，我是从网上买的，而我之所以采用了网购这种我不常用的方式，是因为恰好在我没借到书的晚上，我妈让我帮她试试网上支付；推荐我读布罗代尔、弗兰克的人是王正毅教授，他的课在我选的那一年是最后一届了，而我选这门课完全是任意的；我选王老师的课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》，原因自然是我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经济学，然而我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少修了许多大一必修课，并不是我对它有多少了解；我将“少修大一必修课”作为标准来选专业，是因为我乃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转系生，大一的课程我需要补修；转系的决定，是草草决定的，本来在知道要去地空的时候，就下定了决心好好学一门“技术”，然而我决定转系，是因为任庆鹏（庆P）撺掇，让我颇动了心；任庆鹏和我是室友，说服力自然强了好多，然而分配宿舍却不是我能预料和影响的。以上，大可以“如果XX没有发生”这样推上去，我是否还是现在的我？

    我并不是要感谢上苍，说“这些机缘巧合让我的生活就像一个奇迹”。我要说，生活就“是”一个奇迹，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，那些决策、决定、拐点来得那么巧，那么深刻，让我无可知亦无可求。我有一个座右铭：很多时候，不是不会成功，而是我们没有给成功一个机会。没有什么不可以发生，也没有什么一定会发生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林美学去肯尼亚第四天了

报一个Admission：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, Master of Science in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, 2 years track in Pittsburg, no fund

我的毕业论文一直不敢和老师联系，潘大爷太恐怖。不过总觉得，既然要去美国了，走之前一定要让正统的左派洗洗脑子，才不至于太快地拥抱那个资本主义大本营。

我想钓鱼

在一个寂静的湖边，只有两个人，说自己真心在想的事情

而不是像现在，沉浸在E-mail中，对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说，All the best, Yours truly, Yisa

你才truly，你全家都truly

22岁

我的青春

你都TM去哪了？

    考完了托福，又要开始继续GRE了，可是不想动手。那红宝书，看着就一阵头痛。
    整天游荡在雅虎邮箱，Gmail和校内网三个地方，期待着这个世界给我发来一点信息。Gmail还是像往常一样死气沉沉，雅虎上面发来Time和NewyorkTime的新闻提示信，只有校内网还偶有欣喜可循。
    好像刚刚打完一仗，满地的废墟。书桌上散落着模考时记的听力和口语笔记，电脑旁静静地躺着一个硕大的高保真耳麦。今天早上9点钟起来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本想不定闹铃，睡一个开学以来第一个自然醒，可惜已经不再习惯10点钟起床。想着明天高中同学聚会，开始联络大家。能来的人不多，大家都忙。
    最近心里忽然硬了很多。一切都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，不得不掂掂自己的斤两，怅叹许久。考GRE的决定，不是为了读研究生，而是为了出国。出国是因为女友要出国，从而怀揣一个双飞的理想，而非我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几分，也非觉得本科生就不能工作。可GRE究竟也是没考的，晃晃悠悠，从07年6G推到了今年10G。
    北大的朋友们，大都有了出路，几乎全部保研。其实我也曾保有一丝幻想，怎奈张海滨老师一个3.3就把我打回了原形。全院103位同学，前50%卡到多少名阿？诸位定当脱口而出，51.5，四舍五入，52名吧。我就恰好在53名。其实想想，当时把热学给退了，也不会有这么多波折。朋友安慰道，反正中国研究生学历外国也不认，你就直接出国好了，反正你不是也在准备出国么？口上应着“正是正是”，心里暗暗苦笑，我怎是个断定要出国的人。
    问女友，出国何为？伊答，读LLM尔。学时几何？答曰1年。胡不续之以JD？答曰乏孔方兄之神力。旋问余曰：君出国何为？余答，读PhD尔。学时几何？答曰5年不足，7年有余。遂不悦。
    然而事已至此，出国便成了唯一的出路。我不想本科毕业就工作，原因曾向诸位挚友解释过多次。双飞对我来讲，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国外和女友待上一年，这个孝顺的小姑娘要回来照顾年迈的父母，我还要继续待个4、5年。有人问我，你出国怎么还读Political Science阿，怎么不读商阿，金融什么的，以后不也得回国就业么。这里小生我要害羞地告诉大家，我其实是想在这个领域里真的做点学术，解答点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。大学生们，面对面地接触那么多学者文人，总会有点这样的想法。IPE这个东西，实际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就隐约接触了点，只不过当时不明白。我甚至狂妄地觉得，CDS Crisis之后，Political Science将要取代Economics在当今如日中天的地位。就像王正毅先生毕恭毕敬地引在其《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》一书中的沃勒斯坦先生的涂鸦所展示的那样，人类总是在螺旋中前进的嘛。
    出国的决心实际上到此也并未确立。总想着，如果女友自己呆在国内，我一个人在国外，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变数。我的兴趣、理想与爱情，究竟孰轻孰重？所以我的心变硬了。随着我准备GRE的时间逐渐加长，我就越来越不会放弃我的理想。可我知道，她不能承受这些。然而我也无言以对。让我走上这条路的人，是你；最后，我不可能再因为你从这条路上如此轻易地离开。就像一列火车，它要走向哪里，它并不知道，但它知道它的存在在于奔跑。

     很郁闷很郁闷,但又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我很郁闷的时候,才会在这里写东西.

     我的GPA排名出来了，05级103个人，我排53，在50%之后。很诡异的是，有几个学号是04级的人也出现在成绩排名上，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呢……

     总的来说，很想保研，但很麻烦。小宝说，我的宿命又出现了：我的东西终归还是会给我，只是要恶心我一下。这次是不是还是这样，不知道，很不知道。

     为什么很想保研？首先，因为我不想脱离第一梯队。我不想去美国一所说得过去的学校，上排名第46的政治学。我想去UC-berkley，或者Cornel，当然哈佛也可以哈……在北大读过去一个研究生，申请这些学校的几率就大增。第二，我不打算学习经济学，也不打算学商。我并不是说学商不好，我并非不想当一个商人。我只是觉得在我还能用学术的思维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多多了解一点。我喜欢从自然状态的诸多不便出发，推演到民主制必须实行的缜密逻辑。我虽然很实际，但我并不是很喜欢那些非常实际的事情。我也不想学经济学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经济学所讨论的事情是怎么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。亚当·斯密和大卫·李嘉图写的都是政治经济学，他们知道那些模型背后的政治信条是什么：什么是公平，什么是正义。现在的经济学光说福利，太过于飘浮，失去了根基。难道我们比以前有钱、能支配更多的资源，就是目的么？

     我要学政治经济学。我更想学国际政治经济学。冷战结束之后，对英美学派的吹捧太多了，多的已经神化，就和我们吹捧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区别。自由市场、放任的监管，一切都要相信市场的力量。有很多人相信。我不相信。我相信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，需要秩序的维持，进而需要一个坚强的政府。没有自然产生的市场，只有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。没有公证人，没有一个“他律性”，我们连纸币都不敢用，又哪有现在这些物质文明呢？我喜欢政治经济学，因为她更能讲明白一些用再复杂的数学公式也难模型化的东西。我喜欢哥白尼式的论证，而不是托勒密的论证——只要你换个参照系，一切本不用那么复杂。人们说伟大的东西都是简洁的，我深以为然。

     马克思的东西已经太老了，可是张世鹏老先生还是鼓励我们研究《马恩论全球化》。一切都是那么过眼浮云，张老垂垂老矣，第一节课上努力说出了一句话：大家把我的课退了吧，真的没精力了，谢谢大家。忽然想到这里，是因为张老给我的印象确实很深。我没有拜读他的文章，也没有听过他讲一节正课。只一个序言，就让我悄悄地对马克思的东西产生了点萌动。老先生在中央编译局任职，恰巧就在西斜街，我家北面不到500米处，经常路过。每每路过，还要不禁赞叹，这么牛的一个局，竟然就在这样一个破旧不堪的四合院里，可否是受到了中央冷落。见到张老，才真真切切知道学问这东西在人，不在屋子摆设。一种学问的魅力不在于它多么符合社会的现行舆论、既得利益，而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方法，既禁得住刁钻蛮问，又答得简单准确。西方经济学扭扭捏捏，磕磕绊绊，回答了一个经济大萧条诱因的问题。可是，来来回回看《1929-1932：世界经济大萧条》，其实还是那句话：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，不可遏制的资本积累的冲动。帝国主义为什么有剥削本性，为什么有资本积累的冲动，就是两套分析框架了。做学问的美妙就在这：异曲同工。最后谁高明，就看谁拐的弯子少。适用的面广不广，和拐的弯子多少很有关系——前提越少，适应性越强。

     回想自己在北大的三年。学到点真东西，但是走错了路。可能以后会觉得，当时咬咬牙，坚持下来读GIS，前途会更好。但是我这里说得做错了路，并不是说转系这件事情。我对转系这件事情并无丝毫悔意，只是恨自己没有直接来到这里。不过，当初直接来了，便也没有那一帮血气方刚、吃苦患难的好兄弟，所以，恨意也化作了一种洒脱。国关的诸君，儒雅有加，野性不足。地空的诸君，就一句话：都他妈纯爷们！

     总想写点感性的东西给我的哥们，却一直无法动笔。提笔，也难以抒怀。一个准备着成家的人，有着太多责任，难能和你们干点很哥们的事情，你们也都能理解。又很少，和你们一醉方休，带着酩酊的熏香，说点热乎乎的心窝子话。我想你们和我一样，在玩着“五球不落”的戏法，哥哥们都别摔着。感情上有点挫折的，别往心里去，我给你们做坚强的后盾。事业上有点挫折的，我能帮的一定给你们帮上。

     我喜欢上进的人。因为我有惰性，很大，可是却又很难释怀放弃。我喜欢看那些很上进的人，谈到自己的梦想时的感觉：像建筑工人擦擦额头上的汗水，欣喜地告诉我他在建设一座新的城市，于是自己也像被阳光照耀一样，暖暖地充满了活力。总是显示自己，甚至不惜用吹牛来作为论据的人，是我最讨厌的。如果你有梦想尚未实现，请告诉我你正在努力——我看不起那些终日空想的人。如果你没有做出应有的，请告诉我你迷茫，但不要告诉我你懒惰——我不想看到一个失败的我，出现在别人身上。我很难和自甘平庸的人共处，那会使我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意义。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个个有伟大的理想，并为之付出了极为牛比的努力，我被你们鼓舞着。

     很混乱。因为很郁闷。睡觉。